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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大義第十一相關內容

五行大義講的是什么

這是指594年蕭吉所寫的獻給隋朝皇帝的《五行大義》。以略窺陰陽五行與空間分割思想之間的關系。這本書討論的科學問題比后來的任何著作都更多,而討論的算命都更少。是研究中國整部五行思想發展歷程的必讀之書。
五行大義總目
第一釋名
第二辨體性
第三論數
第四論相生
第五論配支干
第六論相雜
第七論德
第八論合
第九論扶抑
第十論相尅
第十一論刑
第十二論害
第十三論沖破
第十四論雜配
第十五論律呂
第十六論七政
第十七論八卦八風
第十八論性情
第十九論治政
第二十論諸神
第二十一論五帝
第二十二論諸官
第二十三論諸人
第二十四論禽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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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大義的版本傳播

日本國內最早提到《五行大義》的文獻,是成書于公元797年(延歷十六年,唐德宗貞元十三年)的《續日本紀》。該書卷二十“天平寶字元年十一月”條(757)記載孝謙(稱德)天皇主持制定《諸國博士醫師任用法》。
其文是:敕曰:如聞。頃年諸國博士醫師,多非其才,托請得選,非唯損政,亦無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須講經生者《三經》,傳生者《三史》;醫生者《太素》、《甲乙》、《脈經》、《本草》;針生者《素問》、《針經》、《明堂》、《脈決》;天文生者《天官書》、《漢晉天文志》、《三色簿贊》、《韓楊要集》;陰陽生者《周易》、《新撰陰陽書》、《黃帝金匱》、《五行大義》;歷算生者《漢晉律歷志》、《大衍歷議》、《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論》,并應任用。
天平寶字元年(757)提到的《五行大義》顯然是日本最早的一個版本(以下略稱為“天平本”),并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蕭吉未刊原稿的一個本子,對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以后宗教思想與學術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或許就是這個本子。成書于宇多天皇寬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17 在第36類中著錄了“五行家”漢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義》一”(未提及作者)。“一”,當為一冊、一部之意(如現存《常州先哲叢書》中的《五行大義》就是五卷一冊),應該也是指天平本。當時日本的貴族、僧侶和家,多以能直接從《五行大義》中摘錄文句,作為、觀物、養生、服色、醫療、禮節、儀式的權威依據為時髦。中村璋八經過艱苦的努力,從日本許多古代典籍中搜尋《五行大義》的蹤影,發現了大量的線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實錄》清和天皇貞觀十七年(875)陰陽寮的奏言中有“蕭吉九篇”的記載;在菅原為長的《管蠡抄》(成書于901~930年)中有《五行大義》四條引文;在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抄》(成書于991年)中有十二條引文;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書于一條天皇年間,986~1011)殘卷中有四條引文和重要的發揮;在漢文詩人藤原公任(966~1041)的《北山抄》中有一條引文。平安后期,在藤原賴長(1120~1156)的日記中有他閱讀和引用《五行大義》的多次記載。進入鐮倉時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義》的范圍更為擴大,如在《諸道勘文》(平安末年輯,《群書類從》本)中有八條引文;在沙門信瑞的《凈土三部經音義集》(大正新修大藏經本)中有七條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內閣文庫本)中有一條引文;在《醫家千字文注》(續群書類從本)中有三條引文;在賀茂在方的《歷林問答集》(群書類從本)中有一條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傳》(續群書類從本)中有三條引文;在豐原統秋的《體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條引文,等等。鐮倉后期至南北朝時期(1331~1392),菅原、藤原兩個貴族集團甚至競相利用《五行大義》中的文句來確立年號,作為斗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據《五行大義》“國家安寧,長樂無事”之句提出“安長”年號,藤原資名則根據《五行大義》“順天之化,長養萬物”之句提出“長養”年號。據《元秘抄》、《改元部類》(宮內廳書陵部)等文獻的記載,從花園天皇慶長元年(1311)開始,此類爭斗共發生了15次。18天平本的原本估計已經失傳,但在流傳過程中派生了一系列抄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個本子:
第一,元弘相傳本五卷(略稱“元弘本”);
第二,天文抄本五卷(略稱“天文本”);
第三,高野山舊三寶院本(略稱“高野本”),僅存第五卷;
第四,舊寶玲文庫本(略稱“寶玲本”),僅存第五卷后半部分。
日本的《五行大義》在傳播過程中共產生了天平本、元弘本、神宮本、天文本、陽明本、卜部本、高野本、寶玲本、元祿本、佚存本等10種主要的抄本和刊本。其中最接近蕭吉所著、因而版本價值最高的天平本已經失傳。其余版本各有千秋,可互作參校。對中國文化界影響最大的,是屬于元弘本系統的佚存本。根據當時德川幕府的命令,《佚存叢書》被專程送到中國。中國現存的幾種《五行大義》版本,就是根據佚存本發展而來的。
中國最后一次正式著錄《五行大義》的文獻目錄,是《宋史·藝文志》,時間在1343~1345年間。在這之后,《五行大義》就銷聲匿跡,不見了蹤影。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日本《佚存叢書》進入中國,人們才重新發現這一與故土闊別460年之久的珍貴典籍所具有的巨大價值,于是迅速作出了反應。
清嘉慶九年(1804),德清許宗彥根據佚存本翻刻《五行大義》五卷(范氏古歡堂),這是自《宋志》著錄《五行大義》以來中國人第一次正式印行此書。此時距《佚存叢書》的印行僅僅5年。許氏《敘錄》稱:
《唐志》“蕭吉《五行記》五卷”;《宋志》“蕭吉《五行大義》五卷”,藏書家均未著錄。近日本國人刻《佚存叢書》,此書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誤舛。宗彥校其可知者,改定數十字,余仍其舊,俟知者而別梓之。??觀吉之書,文樸義質,徵事咸有條理;秘文墜簡,多世希覯。推五行之數,合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約而不僻。雖其麤涉津涯,未足究神秘、探奧跡,融暢于大道;以視術家所誦習,則倜然遠矣,豈可以傳世無緒、來自遠方而忽之哉?
嘉慶本以佚存本為底本,版式也與佚存本大致相同。雖然自稱“改定數十字”,但實際改動多達407處。
嘉慶十二年(1807),阮元編選《宛委別藏》進呈。原稿共174種,總目中有:“《五行大義》五卷,隋蕭吉撰,日本《佚存叢書》本”。據阮元為《宛委別藏》各書所撰之提要,22 稱:
是編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前有自序,稱“博采經緯,搜窮簡牒,略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之成數”云云。??今觀其書,文義質樸,徵引讖緯諸籍,有條不紊。且多佚亡之秘籍,尤非隋唐以后所能偽為也。
據《故宮善本書目》,《宛委別藏》160種藏于養心殿(目二函,書百函,共160種,其中由阮元所進者157種,與諸家所記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故宮博物院編輯、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選印宛委別藏》40種時,因《五行大義》一書已有嘉慶本等刊本傳世,故未收入。23 1988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按原目錄影印《宛委別藏》120冊,收《五行大義》于第70冊。經筆者對勘,宛委別藏本與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應視為一個獨立的版本。當然,在考察《五行大義》在中國的流傳過程時,阮元以其文壇權威的崇隆地位對《五行大義》所作的積極引介,還是很有意義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義》的影響迅速擴大。與許宗彥、阮元同時的孫星衍“尤好斯學”,已藏有《五行大義》;24《續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則將“隋蕭吉《五行大義序》(日本國本)”作為古文范本予以鄭重推薦。25
嘉慶十八年(1813),歙縣鮑廷博編輯《知不足齋叢書》,收《五行大義》于第二十六集(略稱“知不足本”)。這是嘉慶本問世以來中國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義》。鮑氏作短跋于書后:
隋蕭吉《五行大義》失傳已久。近德清許氏得自日本《佚存叢書》中,既校而刊之矣,惜傳之不廣。因重壽梓,以公同好云。
另據嚴一萍《百部叢書·影印說明》稱:“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訂”,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還是佚存本。其版本的進步,體現在對底本又進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慶本多了24處。由于《知不足齋叢書》印行數量很大,《五行大義》對學術界,特別是對清代和近代的文獻考據學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前引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孫詒讓《札迻》外,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趙在翰《七緯》、黃奭《黃氏逸書考》、陳立《白虎通疏證》、王先謙《漢書補注》、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劉家立《淮南內篇》等,也都先后引用了《五行大義》。
光緒八年(nian)(1882),日本《佚(yi)存(cun)叢書》在上海(hai)由黃氏出版(ban)木(mu)活字排印(yin)本;光緒二(er)十三年(nian)(1897),盛(sheng)(sheng)宣懷選輯(ji)編印(yin)《常州先哲遺書》,在第(di)一輯(ji)子部中再(zai)次收入《五行大義》(略稱(cheng)“常州本”)。盛(sheng)(sheng)氏跋稱(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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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道的歷史概說

陰陽道最早起源于6世紀由中國傳入日本的“陰陽五行”思想,并被作為“新知”為當時的統治者所利用,推進了當時日本社會國家統治的變革。
廄戶皇子(圣德太子)、大海人皇子(天武帝)、惠美押勝(藤原仲麻呂)、吉備真備等等,運用陰陽道的一些想法(如五行學說的生克說)來解釋日本的歷史。桓武帝由“四神相應”的原則的遷都即是一例。
在民間,日本原有的一些宗教形式也開始借用一些一些陰陽道的概念與方法。 在平安朝,陰陽道和陰陽師已經成為國家機關的一個組成部分,專門的部門即陰陽寮、長官為陰陽頭。貴族制度的穩定化和社會總體比較平穩的環境下,陰陽道的占卜術變得越來越受重視。
到了平安中期,出現了以為大成的陰陽師--安倍晴明,陰陽道達到了鼎盛時期。陰陽道主要分成了歷道和天文道兩大家,分別為賀茂家和安倍家。 簡單地說,陰陽道大約就是:以古代中國的陰陽五行說作為基礎,糅合了天文、歷法、占卜等等學科——恩,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應該可以算是學科吧——以天人合一思想為軸心發展而出的、用來預測祥瑞吉兇、咒術、祭祀等等等等一系列一言以蔽之就是“怪力亂神”的事務的——深奧的精神體系。要在這里注明的是:陰陽道的思想是在日本完成其體系化、系統化的。
陰與陽這兩種自天地形成之初便存于無形的相對之氣和合、循環以及由此而發的萬物生長、消亡的變化過程,大抵便被稱為“陰陽說”。而五行即是木、火、土、金、水作為構成世界的基本元素,也被看作不同屬性的氣引導著森羅萬象的形成,這便是五行之說。陰陽道的必讀書目名叫《五行大義》,應該便是從中伸發延伸出來的理論吧——不過探陰陽道之源頭,當是自《易》而出,古今中外,研討《易》之書籍,何止萬余?所以說《五行大義》也只是其中的一種歪解罷了吧 。
不過,作為日本古典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陰陽道,其形成原因倒是非常令人感興趣。我國的五行之說與日本的五行之道的發展方向自然是相異的,為何會產生這種差異以及兩者在發展過程中對于對方的影響——應該可以說,這種影響幾乎是單方向的——,這些課題是否有人進行過思考或研究呢。 預言天理的運行,運用著超人的“術”,操縱著人們的命運。陰陽師--平安時代的巨星安倍晴明,其最大的競爭對手蘆屋道滿,以及分布在全國各地的許許多多的陰陽師們。讓我們巡著他們留下的傳說,開始踏上找尋深處的謎底和秘密的旅程吧。
圍繞著陰陽道的古跡我開始了旅行。
當然,無論什么時候,旅行總是讓人懷著美好的憧憬的。
對我來說,要說是憧憬著什么人的話,那一定就是平安時期的天文博士,安倍晴明了。實際上還有一個人,讓我非常的關注,那就是安倍晴明的最大的敵手蘆屋道滿。
這兩個人,正方·反方或是說反方·正方,總之都是以對立的立場登場的。當然這互為對手的同行之間,最后勝利的人是晴明,道滿則是失敗者。
為什么是這樣呢,大概是因為代代相傳的傳說都是從晴明的那一方為中心而向各地廣為流傳的吧。但是,其中被人們描繪為最大最強的對手的蘆屋道滿,是作為極為重要的“商敵”存在這一點是無疑的。所以,也許是出于一種偶然吧,這次的旅行也許會將這個道滿的名聲再次復活也不一定,我有這種預感。
那么,這次,在旅行的前夜,請來閱讀一些睡前的故事吧。比起事前的準備也好,預定也好,或是任何別的也好,關于陰陽道的一般的知識和理解是不能不知道的。 首先在最初必須說的是,陰陽道起源于中國的戰國時期,在諸子百家的時代,在儒家、法家、墨家,以及各種各樣的流派的誕生,其中都包含了可以稱之為“陰陽家”的人。從從事咒術到成為上的顧問,擁有各種各樣“家傳技藝”的人為各地的王侯貴族們工作著。這些人們被稱為“陰陽家”,請注意在他們的稱呼上的不同點。
諸子百家在《史記》中的說法,其中分為了六大群:①陰陽 ②儒 ③墨 ④法 ⑤名 ⑥道。質疑天下之事,運行一個真理,為用思想或者技術的方法來達到目的而通曉百事,這就是諸子百家所存在的意義。接下來,從他們起了何種作用角度來看一下六大系統的特征。首先,我們最為注目的陰陽家,關于這個在《史記》之[太史公自序]寫道:“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觽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注:此處為《史記》原文,非直譯)相對的,對于儒家除博學這一點以外別的很少了,僅僅是提到是嚴格有序的規定了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的順序,是不可或缺的集團。另一方面,墨家主要是他的節儉之風,強調了節儉精神。法家,嚴格而少恩,但是君臣上下要正確的分開這一點,確實是行之有效的。名家(刑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然而其正名實之主義,也是值得傾聽的。最后,道家講究人的精神專一,將自己的行動和無形中的道結合起來,使萬物得到充足。這種術循陰陽之大順,取儒墨之善,集名法之要,應時、物變化,無所不宜,并且容易掌握。(注:此處所有的原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觽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史記》的記述中,除了對于道家的過贊產生一定的違和感以外,總的來說對諸子百家都做了很好的說明。陰陽家和道家是修煉陰陽之術的意味,也是近代學派才興起的考證。那么,這所謂的陰陽之術,在《史記》中也有寫道:“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這就是了,也就是說這是為了使人的生活和自然的循環相互一致而來的技術。
陰和陽,是自然界循環的兩種“氣”或者說是能量。由此陰陽家就是觀察“氣”的變化,這個“氣”具體地說來是氣候呀風土呀等等的變化的現象,以此為基準制定出歷法。歷法不僅僅是節氣的變化,還包括從祭祀到農作業指導,是含全部生活習俗的清單化的作息時間表。
進一步說,這個歷是比之時間表更上乘的基準。不僅記述了一年十二個月的普通變化,還包括以十年、百年、千年為單位變化的自然現象。比如,太陽黑點以十一年為周期的變化,能夠表現這種大的循環的跡象的,是天上的星星,而描述天空中的紋樣,也即是觀察星座,這是就天文術了。天文術預測日食,月食,以從流星的發現到星星位置的變化等現象為對象觀測。從父輩開始就一直研究天文的太史公遷(司馬遷),在其父之后繼續積累天文知識,后來選擇了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之日為天歷的第一日開始實行。這就是最初的太初歷,也是中國歷法最初的源頭。
另外,陰陽術其實不僅僅指陰陽兩氣而已,還有一個要素,就是“五行”。以木火土金水五行星為基本的五元素被認為是構成萬物的原物質,陰陽兩種能量和五原物質相互作用,產生自然循環,另外,陰陽五行思想,也是日本發展蓬勃的占卜術和預言術的重要的基本原理。 就日本來說,西去大陸得到的知識,或是從東渡而來的人身上獲取知識,情況雖然復雜但也可略窺一二。在大和朝廷成立以前,三國志的時代,日本派使節西渡至帶萬郡(樂浪郡),受到了魏王的接見。帶萬郡在朝鮮半島上,當時是中國的魏王朝的地方。所以,那個時代有許多文化物質交流都是經由朝鮮的。
從日本去到大陸的人是實際存在的,但是否是他們帶回了陰陽術就不是太清楚了。當然,從大陸回來的人利用對馬,龜卜等方法進行占卜的傳說,也是存在著的。
于此相對的,從大陸東渡而來的人就留有比較多的古文獻記錄。
大和朝廷成立,從百濟(古朝鮮國名)來的五經博士到達日本是六世紀初,五經博士也就是漢的高安茂,帶來了《易經》。《易經》是陰陽術的基本文獻。
欽明天皇十五年,同樣是從百濟,來了易經的老師易經博士施德、王道良,歷法博士周德、王保孫。于是漸漸的易經和歷法就在日本發展起來了。
然后到了推古朝十年十月,從百濟來了一名叫做觀勤的僧人,帶著大量的與陰陽術有關的書來參拜。如果問起為什么隨身會帶著這么多這類書呢,欽明朝的時候日本周邊對陰陽術和本草醫藥方面的書有極大的需求,正是出于這種需要。
但是,有趣的是,不是由公務員和學者,甚至不是由五經博士,而是首先由僧人將這些圖書引入這一點。為什么陰陽術非要由僧人之手來做正式的介紹呢,這就是日本陰陽道之上,最重要的一點了,我想。
如上所述,陰陽道的基本領域是易經和歷法,這些由官制的博士五經博士帶入日本,并且訓練日本的學生,尤其是歷法,是管理維持政權不可或缺的東西。
另一方面由僧人觀勤所帶來的書有歷本,加上天文,地理書,遁甲·方術書等。歷書和天文在非數學的觀測作業上是非常必要的基礎學問。比較起來,地理書,遁甲·方術書則是應用技術書籍或者是實踐書籍。地理基本上就是如今的風水知識,地相占卜、遁甲·方術書則用來防止災害,使役鬼神。其中遁甲·方術書后來在日本又作為忍術而獨自發展起來。
觀勒作為涉及造墓之事的佛家人,判斷墓地的風水除魔,并傳下了如魔方陣等很多實踐性的陰陽術。拜其所賜,陰陽術最得意的數之魔術和色之魔術,為日本所活用。
佛教的皈依者圣德太子據此定出了冠位十二階,十七條憲法。尤其是十七條憲法,是在干支最初的甲子年發布的,也即是推古十年。反映出了當時的陰陽思想學說。
但是,同時觀勒作為僧人也生出許多問題來。當時佛教在朝廷還未受到重用,民間和外來人之間也還未興起。觀勒乘自己在日本長期駐留的期間,不僅向官僚也同時向民間教授陰陽術,這是增加佛教徒的工作的重要的一環,陰陽術如果只在民間流傳是遠遠不夠的。皈依佛教的民間陰陽家--被稱為法師陰陽家的人,便是在此時產生的。
然而,任朝廷的官職的陰陽家,想要獨占這門技術。為了達到扼殺法師陰陽師的目的,他們頒布了禁止僧人修煉陰陽術的[條令]。與此平行的是,這門技術漸漸的就被朝廷特別是官僚獨占了。
親身修煉陰陽術頗有心得的天武天皇,即位以后立刻設立了由官員獨占的系統“陰陽舍”。由中務省管轄,下設司掌天文、歷數、風云、氣色的各種長官。當然,都城的卜定也是陰陽舍的工作。
但是,在日本當時,觀勒以來受到訓練的陰陽家多數是僧侶,這是事實。并且,僧侶是無法擔任官職的。因為這樣,沒有辦法,許多人還俗然后被朝廷作為陰陽家錄用了。
這種狀況的持續發展,使得法師陰陽家和官職陰陽家之間生出了復雜的利害關系,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之間的對決,無疑是反映這個時期的狀況的故事了。
那么,以“陰陽師”這種說法表現出來,是在大寶律令的陰陽舍規定中登場的。簡而言之,就我們能夠追溯到的天武天皇的時代為止,一方面,那時候還沒有將此以“陰陽道”這種說法提出來,另一方面,這也不是《今昔物語》成立、安倍晴明的傳說廣為流傳的平安時期之后,也既是十一世紀以后的想象。 陰陽之術和星星有很深的關系。因為星的運動和變化,常常是超越了歷書的大的變化的征兆。正因為和星星的這種關系,涉足陰陽道的星神信仰的習俗在日本也是廣為流傳的。北極星和北斗七星信仰,妙見信仰,以及祗圓社的牛頭天王等,都是和陰陽之術淵緣很深的星神。
和星的關系對陰陽家來說是很重要一個領域,關于這一點主要是在天文上。
對于從事天文的陰陽家來說,再沒有什比正確的預測天體變化上的日食和月食更強的需要了。
這種天文觀測力的需要,主要有兩個背景。一個,按照天理的運行順序證明可以平和的治理天地,尤其是天文觀測得出的歷書,如果不能夠準確的預見日月食,那么這個歷書的機能便被認為不完善。
另一個背景,是關于朝廷舉行的儀式和活動決定日期的問題。吉日的判斷,是歷書和天文的必須具有的功用,如果無論如何必須選到不是吉日的某一天的情況,就必須用一種不同的方法--“遁甲術”來實行。
由此,陰陽師正確的反映天體的運行并管理歷書是非常必要的。更簡單的說來的話,就是必須要正確的預測日月食。
順便一提,說道日月食的觀測,常常是在歷書的預測之外的,預測以失敗告終的例子非常多。
這個因為關系到陰陽師的威望問題,故而陰陽舍的官僚們也是不斷的全力檢查修正歷書。
但是,不幸的是即使是“宣明歷”也有未修正的誤差。到了江戶時代,天體運行和歷書之間出現了兩天的誤差。進而出現了日月食和歷書之間的誤差問題。于是接下來就到了澀川春海改歷試典的時候了(注:澀川春海:日本圍棋史上“安井流”著名代表人物,被譽為“第二世安井算哲”。也是最早制定日本國歷法的人之一)。如果根據春海的預測,寬文十三年以后未來三年間會出現6次日月食。但是如果根據宣明歷,則都在其預測之外。春海大驚之下,過早的急急廢除了宣明歷,建議改成了以前的授時歷,但是這授時歷的缺點卻很快暴露出來了。事實是,連宣明歷都可以預測到的延寶三年的日食,授時歷卻預測不到。正因為這樣,陰陽師們受責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明治時期為止。
參考書籍,追溯日本歷法制定的起源的話,一直可以追溯到イザナギ?イザナミ(最早建立日本的男女二神)時期。
在此之后,還有詳細的記述了從大陸派遣來的歷書博士和天文博士。推古天皇十二年正月,日本開始正式的使用歷日。大化革新時,在此背景下中臣藤原氏得到陰陽家集團的支持,利用龜卜等,將天文和歷法的技術獨自發展起來。到天武天皇的時候,陰陽舍的創設發展到了頂點。
管理天文和歷法的人們,根據算術,算出月亮的朔到晦,也就是月初到月末,確定月的大小(和潤月),遵守著二十四節氣,并預測日月食。日月食的記事是在推古天皇二十六年開始記錄在國史里的,這就是整個過程。
另外,同時,付隨著天文歷學的遁甲、太一的技術,星圖、渾天儀等天體觀測器具,以及擇日的占卜、除魔的法術,星祭的秘密儀式等知識和行事的大系統,都是朝廷固有的禁止外傳的東西。 隨著時代的前進,漸漸出現兩個問題。具體地說來,一個是從日月食開始,天文、歷法的管理越來越難。另一方面,本應該是秘密的天文占卜,陰陽之術等技術從宮廷流入到了民間。這流出的部分出去修習困難的天體觀測問題以外,主要是集中在擇日和吉兇的占卜、除魔驅鬼、解除附體之物等方面,不久這些即被冠以了“陰陽道”這個名字。
針對這種情況,朝廷將蠱惑人心的元兇,即歷書上的歷注(吉兇判斷占卜等相關的的注釋解說)抹去中止了。但是陰陽道的流出已經十分大量了,要想將早期的歷注抹去也是不可能的事。
接下來在天文的方面,朝廷重要的用以迎接新年的“朔旦冬至”的儀式的舉行日,和直接的歷法不一致的事件發生了。這次是歷法博士大春日真野麿進言采用更為精密的中國新歷“宣明歷”。但是遺憾的是,不可避免的還是出現了歷法和實際季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計算誤差的情況。由此,陰陽舍的權威性立刻招致了滑坡。結果,和天文沒什么關系的文學博士三善清行主持的陰陽道(除去天文的計算之外的歷注上的占卜部分)掌握的主導權。并產生了甲子年和辛酉年改元號的習慣。這次事件的結局就這樣一直持續到了明治初年。
在平安時代中期,由于早先的陰陽舍的權威的沒落,民間的陰陽道與此相反倒是繁榮發展起來。這種風潮一時間興起,到了村上天皇的時代,便出現了賀茂忠行。賀茂家一方面恢復了陰陽舍的權威,同時構筑了以天文觀測和占術同時為源泉的權威體制。之后,陰陽之術被賀茂保憲和安倍晴明兩人分別繼承,成為了不傳門外弟子的“家學”。
到這里,安倍晴明和蘆屋道滿這兩位陰陽師登場的舞臺就成立了。
陰陽師最早并不只是中國流派的陰陽家(歷注中,順應自然運行法則的人),還包括了天文觀測和保守歷書的純粹的數理工程。但是,這其中工程方面的部分受到了從民間而來的壓迫性的威脅,反攻的主力軍是佛教。自奈良時代以來,民間普及的佛教學的一個部分就是叫做“宿曜經”的加入了中國版占星術的書籍。這個宿曜就是以預測日月食、算出月的朔和晦等為基礎的派別力量,其中的代表是弓削道鏡。
那時候的歷書,在基準上,以能夠正確知道月亮太陽運行的功用已經減少了很多。獨行其道的主要都是一種占卜日子的吉兇,方位的好壞的日別占卜表。
德川家康當時一時排斥天文歷法的家祖--土御門家的理由,就在于這一點。雖然無法回到江戶時代向中國和西洋學習天文觀測的陰陽之道,但是,如前所說,漸漸的,到了安倍晴明的時代日本興起的陰陽道的家族的情況,和接下去的探訪有很大的聯系,我想。
要說還有一件事,就是在陰陽舍權威沒落的時代,朝廷這一方無論如何也要樹立起安倍晴明這一superhero的形象,這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之后,日本國內發行販賣了大量的歷書,使得人人都知道了超人陰陽師安倍晴明,并將他的事跡廣為流傳,成為了比民間的法師陰陽師和密教宿曜經僧人們權威更高的人,可以說是陰陽道中的英雄了。同時,這位英雄也被民間的陰陽道和佛教奉為了頭號強敵來不斷的攻擊。恐怕這樣是事跡,到現在在各處陰陽道的遺跡中還可以看出痕跡。
講完了陰陽術的基本知識,再來講一講與術士們勢不兩立的鬼族。
在傳說中,鬼的種類相當多--有吃人靈魂的為生的,有狐貍幻化成的,有雪山上居住的雪女,也有地獄來的邪靈……甚至有一些是靠吃人類面孔為生的。至于吸血鬼,大概是后來從西洋流傳而來的種族。
總的來說,鬼大致可以分為水、火、風、暗、悍這幾種。
水,當然是指可以自由操控水的妖怪。這類妖怪的代表是河童和雪女。
火系的妖怪很少,吸血鬼大概算吧?
風,所謂的“風師”和霧天狗便是代表。
暗,大多數妖怪都屬于這一種,喜歡黑暗,秉性邪惡,魔法是其拿手好戲。這種妖怪的代表太多,我不說你也知道。悍,這種妖怪沒有任何異能,只是單純的身體強壯,攻擊力奇大,難于傷害。外形多半是魁梧如山,猙面獠牙,臉色鐵青或者赤紅。這種妖怪基本來說等級很低,其他隨便那一系的高等妖怪都可以很輕易地殺死它們。
在這些鬼中,有很多是可以靠吞吃別的鬼來提升自身的力量的。吃法各式各樣,有的只是吞吃對方的靈魂,有的連肉體一起吃掉,有的吞吃對方的妖力,讓對方從99級一下子成為2、3級。
有這種能力的鬼有時也會尋找靈能者吞噬,因為吃掉靈能者獲得能量比吞吃妖怪獲得能量要多--尤其是那種靈能沒有覺醒,完全沒有攻擊能力的。
貍:傳說中的貍與犬夜叉中那只貍的并無二致。日本的各地傳說都認為貍貓有不可思議的力量,他們可以用樹葉變化外形,尤其喜歡變成女性。如果變成男性,也以和尚和小孩居多。他們通常都干一些騙人的勾當,變成和尚時通常以勸人好好學習的光輝形象出現,有的甚至被識破后一樣為寺院接納。江戶時代,麻布一帶以貍貓的傳說而出名,至今那里仍保留了貍穴,貍阪等地名。
河童:日本國妖之一,又名”川太郎“。可能是因為日本是島國的緣故他在日本才如此有名吧。河童通常和小孩子差不多大小,禿頂,身穿龜殼狀衣服,也有不穿龜殼的河童,但全身長毛(怪別扭的,疑為下面將要說的山童)。喜歡相撲,尤其喜歡和人比賽。可能是惡作劇吧,喜歡將人和馬拉下水中,因此常聽說河童淹死人的事。在許多地方有河童送靈藥,送魚給人類的記載。此外,河童還在許多地方做為守護神出現。
山童:居于九州深山,全身長毛,身高與小孩一般。喜歡惡作劇,但不壞。你可以用早餐叫他幫你做事,但是你如果想害他他會發覺并馬上逃走,相反你就會生病或家里發生火災。有的山童會春天跑到河里兼職一下河童,等到秋天又回到山里做山童。
天狗:日本國妖之一,專用于震懾山中的各種妖怪。傳說是由因懷著執念或妄念死去而無法去極樂世界的和尚墮入魔道的“天狗道”變成。天狗有善惡之分,還有多個種類和階級,包括鞍馬天狗、大天狗、烏天狗、木葉天狗、飯剛等。據江戶時代〈天狗經〉載,世界上一共有12萬5500只天狗(又是江戶時代?)。松本地方的傳說中,天狗特別討厭鯖魚,如果被抓住他總會說”一定是吃了鯖魚的緣故“。
雪女:是皮膚蒼白、容貌出眾、身桌白色衣服的女子,經常是和小孩一起出現,會賜予財寶或子嗣。相傳在遠野地方如果在十五的月圓之夜外出會遇到帶著很多小孩的雪女,所以在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中提到在滿月之夜“因為雪女會出來還是早點回去吧!”。
鐮(lian)鼬:手(shou)持大鐮(lian)刀(dao)的黃鼠狼一樣的風妖,會用(yong)(yong)鐮(lian)刀(dao)在(zai)(zai)人(ren)身(shen)上(shang)劃(hua)出(chu)(chu)傷(shang)(shang)口,但是(shi)(shi)不痛也不會出(chu)(chu)血(xue)。他們總(zong)是(shi)(shi)和旋(xuan)風聯系(xi)在(zai)(zai)一起,似乎只在(zai)(zai)特定的天(tian)氣才能出(chu)(chu)現。在(zai)(zai)一些(xie)(xie)地(di)方(fang)的傳說中鐮(lian)鼬通常三個(ge)一起出(chu)(chu)現,第(di)一個(ge)將(jiang)人(ren)絆(ban)倒,第(di)二個(ge)將(jiang)人(ren)劃(hua)傷(shang)(shang),第(di)三個(ge)給人(ren)止(zhi)血(xue),然(ran)后(hou)一起逃走。 一反木(mu)(mu)棉:有(you)(you)如一條白布(bu)的外形,據說會在(zai)(zai)夜(ye)間從黑(hei)暗中飄飛而出(chu)(chu),裹住人(ren)的頭(tou)臉令其窒息。在(zai)(zai)大阪,有(you)(you)記載說曾有(you)(you)數十條白色(se)物體飛來,落地(di)之(zhi)后(hou)用(yong)(yong)手(shou)一搓就消失(shi)了。關于他的傳說,以鹿兒島的最為有(you)(you)名(ming):一天(tian)夜(ye)里(li),一個(ge)男(nan)(nan)子(zi)(zi)趕夜(ye)路時遭到(dao)一反木(mu)(mu)棉的襲擊,男(nan)(nan)子(zi)(zi)大驚之(zhi)下(xia)拔(ba)出(chu)(chu)腰刀(dao)就向木(mu)(mu)棉斬去,結果木(mu)(mu)棉就消失(shi)了,只在(zai)(zai)男(nan)(nan)子(zi)(zi)手(shou)上(shang)留(liu)下(xia)淡淡的血(xue)跡。一反是(shi)(shi)一種布(bu)長的單(dan)位,大約是(shi)(shi)8米(mi)。 這些(xie)(xie)妖怪都(dou)是(shi)(shi)經(jing)常在(zai)(zai)日本漫畫(hua)、游戲中出(chu)(chu)現的,所(suo)以整理了出(chu)(chu)來,此(ci)外還有(you)(you)象瀨、飛頭(tou)蠻(man)、黑(hei)冢、手(shou)之(zhi)目(mu)這些(xie)(xie)妖怪也很(hen)有(you)(you)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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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吉的主要作品

在蕭吉本傳中,著錄了蕭吉八部“并行于世”的著作,它們是:《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十二卷,《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板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這八部著作都已亡佚。現根據有關目錄對其內容作大致的推測。
一,《金海》三十卷。
《隋志》兵部:“《金海》三十卷,蕭吉撰”;《舊唐志》兵書:“《金海》四十七卷,蕭吉注”;《新唐志》兵書類:“蕭吉《金海》,四十七卷”;《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金海》卅七卷,隋蕭吉撰”。著錄的卷數互有差異,亦有“注”“撰”之別,但基本上可以確定其真實性。據各目錄分類可知,《金海》是一部以陰陽五行學說為依據的兵法專書。順便指出,蕭吉雖懂兵法,但是否曾注《孫子》,則無確證。
二,《相經要錄》一卷。
《隋志》五行部:“《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通志略·藝文略》五行三:“《相經要錄》三卷,蕭吉撰”。“相”類文獻始見于《漢書·藝文志》,如《武禁相衣器》、《神農教田相土耕種》、《種樹臧果相蠶》、《相人》、《相寶劍》、《相六畜》等。蕭吉在《五行大義》卷三,“第十四論雜配”一節中也提到并引用過《相經》中的文字,因此這部《相經要錄》的內容肯定不是在討論器、物的形制,而是集中在人的關系方面。
三,《宅經》八卷。
《舊唐志》五行部緊接“《五行記》五卷,蕭吉撰”下,有“《五姓宅經》二卷”;《新唐志》五行類亦于“蕭吉《五行記》五卷”下,有“又《五姓宅經》二十卷”;《通志略·藝文略》五行四:“《五姓宅經》一卷,蕭吉撰。”雖然卷數不同,但都冠有“五姓”二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術數類二,有《宅經》二卷,《提要》:
舊本題曰《黃帝宅經》。案《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宅吉兇論》三卷,《相宅圖》八卷;《舊唐志》有《五姓宅經》二卷。??考書中稱黃帝二《宅經》,及《淮南子》、李淳風、呂才等《宅經》二十有九種,則作書之時本不偽稱黃帝。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引譚廷獻《復堂日記》五云:“中有避唐諱及‘位至臺省,高道齊人’云云,蓋唐人書。”此《宅經》可以肯定不是蕭吉所撰之《五姓宅經》,但內容應大同小異,都是以陰陽之理來判斷家宅方位的優劣。
四,《葬經》六卷。
《舊唐志》有“《葬經》八卷,又十卷,又二卷,蕭吉撰。”同名書現存數種,《藝文略》五行四有“《葬經》八卷,又十卷”,作者不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葬書的源流和卜葬的技法有非常詳細的說明,可以參考。蕭吉本傳中也曾提及蕭吉對葬法的造詣。
五,《樂譜》十二卷。
《隋志》樂部:“《樂論》一卷,衛尉少卿蕭吉撰。”又:“《樂譜集》二十卷,蕭吉撰。”《舊唐志》樂部:“《樂譜集解》二十卷,蕭吉撰。”《新唐志》樂類:“蕭吉《樂譜集解》二十卷。”《藝文略》樂類第三:“《樂論》一卷,蕭吉。”《隋書》卷七八,《萬寶常傳》:“開皇之世,有鄭訳、何妥、盧賁、蘇夔、蕭吉,并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世所用。”《隋書》律歷志上征引了蕭吉《樂譜》四段文字,亦見于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三一“經編樂類”所收“隋蕭吉撰《樂譜集解》一卷”中。以上幾種書為同一類著作,都是討論南北朝以來音律學上的各種問題。南朝蕭梁時代,音律學的研究曾經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梁武帝就著有《樂社大義》十卷、《樂論》三卷等。蕭吉的著作可能是對南朝音律學的某種總結。
六,《帝王養生方》二卷。
《隋志》醫方部:“《帝王養生要方》二卷,蕭吉撰。”《隋志》以后已不見著錄。
七,《相手板要決》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相手板經》六卷”,無作者;《藝文略》五行三同。《隋志》于此書下附記:“梁《相手板經》、《受版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略鈔》、魏征東將軍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手板(版),即笏板。臣見國君時用以記錄國君口頭命令和旨意的細長木板。根據手板(用白直檀、刺、榆、桑制成)的長短、寬窄、厚薄、形狀、紋理來預卜吉兇、富貴、災禍的方法,據說出于漢朝蕭何,到六朝時逐漸發展成一套成系統的理論。《說郛》(宛委山堂本)卷九七有《相手版經》一卷(作者闕名),收錄了其中的七段佚文。蕭吉所作《要決》,估計也是對這一制度和技術的總結。
八,《太一立成》一卷。
《隋志》五行部有“《太一飛鳥立成》一卷”,無作者,可能即為蕭吉所著。《隋志》中有大量“立成”類著作,如《九州行纂立成法》、《三元九宮立成》、《遁甲立成》、《遁甲九元九局立成法》等;顧名思義,“立成”應為“要略”、“簡說”之類。全書的內容、體例已難以窺知。
以上是本傳中提及的八部著作。雖然已經全部亡佚,卻說明蕭吉學問所涉獵,除陰陽五行外,還包括了兵法、相學(相人、相手板、相宅、相墓)、音律、醫藥等廣闊的范圍,本傳贊其為“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之人,確非妄語。另外,《宋志》兵部,有“《孫子》三卷,蕭吉注”(原注:“或題曹蕭注”);《通志略·藝文略》兵家,有“《孫子兵法》一卷,蕭吉注”;《藝文略》五行類,有“《洪范五行消息訣》一卷,蕭吉撰”,等,未見傳世。
蕭吉最重要的著作當然就是《五行大義》。
但該書未著錄于《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和《文獻通考》,卻以“《五行記》”之另名,見之于《舊唐書·經籍志》(以下簡稱《舊唐志》)、《新唐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新唐志》)中;《宋史·藝文志》(以下簡稱《宋志》)正式稱為《五行大義》(《宋志》五行部著錄時作者為“蕭古”。按,“古”當為“吉”之筆誤)。這似乎說明《五行大義》具有未定稿的性質,當時并未確定正式的書名,流傳的范圍也相當有限,以至于643年李延壽撰《北史》、656年魏徵等撰《隋書》時,尚不知(或忽略了)蕭吉著有此書。另外,該書未定稿的性質,在目錄的用語上也表現出來。如:
第一,釋名,就此分為二段
第三,論數,就此分為五段
第四,論相生,就此分為三段
第六,論相雜,就此分為三段
第十四,論雜配,就此分為六段
第二十三,論諸人,就此分為二段
第二十四,論禽蟲,就此分為二段
“就此分為”幾段云云,顯然不應在一部已經殺青的正式著作的目錄上出現。據此,筆者判斷今本《五行大義》是一部尚未最后寫定的“未定稿”。
《五行大義》一書在唐、宋時曾在一定范圍內流傳過。《舊唐志》、《新唐志》著錄了“蕭吉《五行記》五卷”,即是其證。《舊唐書》成書于后晉天福五年至開運二年間(940~945);《新唐志》成書于北宋嘉祐五年(1060)。此《五行記》無疑就是《五行大義》。《舊唐書》卷二四“禮儀四”,會昌二年(842)正月,檢校左仆射太常卿王起、廣文博士盧就等獻議:
伏惟九宮所稱之神,即太一、攝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池、太陰、天一者也。謹按《黃帝九宮經》及蕭嵩《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
此文又見王溥《唐會要》卷十“九宮壇”條。
蕭嵩,或為“蕭吉”之筆誤。據《舊唐書》卷九九本傳,蕭嵩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兒女親家,因大破吐蕃,官拜河西節度使,兼任中書令,加集賢殿學士知院士,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與蕭吉的身份完全不同。并且輩份也不對。按《開沙蕭氏族譜》的世系記錄,蕭吉是蕭何第二十八世孫,蕭嵩則是第三十三世孫,尚在蕭吉六世以下。王應麟編《玉海》時就糾正了這一筆誤。卷六二《黃帝九宮經》條:
《隋志》一卷(又三卷)。《唐會要》會昌二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
以上關于“九宮”的引文散見于今本《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一節。
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卷二二“時序部七”,夏中:
《五行大義論》曰:未者,昧也。陰氣已長,萬物稍衰,其體曖昧於未。又時物向成,皆有氣味也。
引文見于今本《五行大義》卷一“第一釋名”之二,“論支干名”。其文為:
未者,昧也。陰氣已長,萬物稍衰,體曖昧也,故曰:“曖昧於未”。《三禮義宗》云:“時物向成,皆有氣味”。
《太平御覽》卷二二“時序部七”,夏中: 《五行體性論》云:土在四時之中,處季夏之末,陽衰陰長。居位之中,總於四德(謂金、木、水、火),積塵成實。氣則有間,故水或成實,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實為體,稼穡為性。又曰:土苞四德,故其體兼虛實也。 引文見于今本《五行大義》卷一“第二辨體性”:
土在四時之中,處季夏之末,陽衰陰長。居位之中,總於四行,積塵成實。積則有間,有間故含容,成實固能持。故土以含散持實為體,稼穡為性。
土苞四德,故其體能兼虛實。
《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立秋: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
《太平御覽》卷二八“時序部十三”,立冬:
《五行休王論》曰: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沒,巽死離囚,坤廢兌休。
兩段引文均見于今本《五行大義》卷二“第四論相生”之三,“論四時休王”。
《太(tai)(tai)平御覽(lan)》所(suo)引《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論》,可能就(jiu)(jiu)是《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在(zai)(zai)(zai)宋(song)代(dai)的(de)一(yi)(yi)個流行(xing)本(ben)(ben)(ben);與(yu)今本(ben)(ben)(ben)字句雖略有差異,但應即為蕭吉所(suo)著之(zhi)同一(yi)(yi)書(shu)(shu)。這(zhe)也(ye)說明(ming)(ming)《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在(zai)(zai)(zai)北宋(song)太(tai)(tai)平興國年(nian)(nian)(nian)間(《太(tai)(tai)平御覽(lan)》成書(shu)(shu)于太(tai)(tai)平興國八(ba)年(nian)(nian)(nian),公元(yuan)983年(nian)(nian)(nian))尚流傳于一(yi)(yi)定范圍之(zhi)內。同時,這(zhe)個版本(ben)(ben)(ben)也(ye)可能就(jiu)(jiu)是元(yuan)朝(chao)脫脫、阿魯(lu)圖(tu)等人于1343~1345年(nian)(nian)(nian)間修撰《宋(song)志》時著錄的(de)那個本(ben)(ben)(ben)子。但稍(shao)早于脫脫等的(de)馬(ma)端臨在(zai)(zai)(zai)元(yuan)代(dai)中期編著《文獻通考》時(馬(ma)氏自序完成于元(yuan)英(ying)宗(zong)至治二年(nian)(nian)(nian),公元(yuan)1322年(nian)(nian)(nian))卻未(wei)提到《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則(ze)說明(ming)(ming)原書(shu)(shu)已(yi)(yi)經在(zai)(zai)(zai)983年(nian)(nian)(nian)以(yi)后散佚(yi)。《宋(song)志》的(de)著錄僅(jin)是存(cun)其書(shu)(shu)目(mu)而已(yi)(yi)。《宋(song)志》的(de)著錄是中國正史中對該(gai)書(shu)(shu)的(de)最后一(yi)(yi)次著錄。在(zai)(zai)(zai)這(zhe)之(zhi)后,《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就(jiu)(jiu)從中國藏(zang)書(shu)(shu)家的(de)藏(zang)書(shu)(shu)目(mu)錄上消失了(le);一(yi)(yi)直到清嘉慶九年(nian)(nian)(nian)(1804),才由德清許(xu)宗(zong)彥根(gen)據(ju)日本(ben)(ben)(ben)林述齋《佚(yi)存(cun)叢書(shu)(shu)》所(suo)收之(zhi)《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翻刻回來。一(yi)(yi)個亡佚(yi)、復(fu)歸的(de)間隔,竟長達460年(nian)(nian)(nian)!不過,湮逝的(de)歲(sui)月也(ye)成就(jiu)(jiu)了(le)《五(wu)(wu)行(xing)大(da)(da)(da)義(yi)(yi)(yi)(yi)》的(de)特殊地位:書(shu)(shu)中引用(yong)(yong)的(de)文獻許(xu)多已(yi)(yi)成佚(yi)書(shu)(shu),引用(yong)(yong)的(de)語句許(xu)多已(yi)(yi)成佚(yi)文。蕭吉無意中為中國傳統文化保留(liu)了(le)一(yi)(yi)份珍(zhen)貴的(de)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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