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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巫、醫同源。巫術內含有醫術，巫術事實上是在探求醫術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
巫是最早的醫生。原始社會的巫就是專為病人驅疾鎮邪之士。卜辭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醫生。
黃帝開創了醫學時代。他重視發明創造，聚集了許多名醫，如僦貸季善方脈，岐伯嘗草藥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馬師皇長于獸醫，此外還有雷公、桐君、鬼臾區都懂得醫道。我國現存最早的、系統的醫學理論專著《黃帝內經》就是托名于黃帝，以黃帝與岐伯、雷公討論的方式撰寫。
進入階級社會后，巫的職守仍然主要從事醫術，巫道遍及于民間。《左傳·成公十年》記載有個叫桑田的巫預言晉景公很快會病死，醫緩前往會診，也認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與醫緩的診斷是一致的。
我國在周代已經開始擺脫巫醫時代。醫術漸漸從巫術中分離出來。《周禮》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醫師列于《天官·冢宰》，這條記載，表明了醫、巫分流，醫術進入了日益科學的時代。
春秋戰國時期，巫、醫出現對立。扁鵲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醫的不治。巫、醫分開后，從事醫術的稱為方士。當然，方士還包括其他職業。史書中多有“方士”一詞。如《素問·至真要大論》：“余賜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記·秦始皇紀》：“悉召文學方術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大多數方士是精通醫道之人。漢代，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仍然稱著名醫家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漢興有倉公。”
方術文獻中最多的是醫籍，上古的醫術是從巫術中分化出來的，從事醫術的多是方士，所以，把醫術列入方術是不足為怪的。
《黃帝內經》是我國中醫的奠基性的專著，至今還是權威性的典籍，《漢書·藝文志》把它載錄到《方技略》。
《漢書·藝文志》中的方技類有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說：“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經方有《湯液經法》、《神農黃帝食禁》等，班固說：“經方者，本草古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術家與醫家沒有絕然分開，扁鵲、華佗、葛宏、孫思邈等人既是著名醫家，也是方士。孫思邈撰寫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和《枕中書》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醫學書籍是民間方士撰寫。《宋史·方技傳》記載劉翰詣闕進獻《經用方書》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為翰林醫官。入宋后，又參與修訂醫籍。寵安時精研《靈樞》、《太素》、《甲己》諸秘書，作《本草補遺》。
方術文獻以五行學說為理論，醫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宋史·方技傳》記載名醫錢乙“始以《顱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這種“以土治水”的解釋，對于現代人看來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還有不少醫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藝術傳》記載江蘇人王維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寧通書》、《卜筮正宗》。
方術文獻中以醫學書籍的實用價值最大。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20多種醫書。如元人鄒鉉的《壽親養老新書》就是一部有利于民眾健康的書籍，它載錄了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點校注釋本。書目有補養藥法、種植、保養、服藥、貯藥、集方、食治方等。書中講究食療，介紹了蘿卜，百合等物品的藥效，簡單易行。這些方法，實際上是勞動人民養生經驗的總結，有待于我們認真總結和推廣。
從兩漢以來，人們對方士就有一種歧視心理，因為在世人眼
里，比起升官發財之類的“正當職業”,他們就免不了有“不務正業”之嫌。漢初宋忠、賈誼即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場上說方士這一行是“居卑”、“行污”，“尊官厚，世之所高也”，“夫卜者，世俗之所賤簡也。”（《史記·日者列傳》）但同時人們對方士又有一種好奇的崇敬心理，總是用一種神秘的眼光來看待他們，好像貧富貴賤、禍福吉兇就操縱在他們手里似的。
其實，方士跟普通人一樣，也可以類相分，也有貧富貴賤之別的。
“方士階層”的身分構成是極其復雜的，從“就業”情形來看，有“專職”和“兼職”之分;從格調情趣來說，有“高雅”、“卑俗”之別;從活動性質來講，有的是致力于命理研究的“學究派”，有的則是賣技斂財的“江湖派”。他們的身分地位和家庭出身也是千差萬別的，有的出身高貴之門，有的來自下里巴人。如果把西漢以來的方士進行分類，則可大致分為“學究”、“隱士”、“僧道”、“食客”、“生意人”、“江湖術士”等不同類型。
（一）學究型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于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說，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于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像奠定命學理論基礎的王充，是東漢末年的大思想家;促使算命術更加完善的李虛中，則是唐代進士出身;明代的萬民英，近代的袁樹珊，無不才思敏捷，文采橫溢。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這是因為，一方面，術數本身一開始就與陰陽五行、八卦易數、儒學道統、佛家意識等融匯貫通，因此中國方術自始至終都帶有極強的理性特點;另一方面，術數的內部機制也越來越趨向嚴謹而不失辯證，復雜而又有條理，這就必須要有深厚的天文歷象知識和清晰的邏輯思辨能力;再一方面，若要為人推測吉兇禍福和壽夭貴賤，還需要懂得社會的經濟和人情世故。術數自身的博大深奧，就決定了發明創造和具體推算的“術士”們必須具有高深的哲學理論、嚴謹的思辨素養、豐富的社會閱歷、極大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巧舌如簧的口頭及文字表達能力。于是具備這些客觀要求的封建“士”階層便自覺與不自覺地參與或擔當了算命術數的發明、改造及其不斷的整合了，以至術數中無處不流露出他們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來。
（二）隱士型
“隱士”型方士則又是一番特點，他們大都是些“異人”、“高人”，既具豐富而又極有理性的思想，卻又往往避開人世，尤其遠棄兇險黑暗的官場。好像傳統的社會結構本身就有制造“隱士”的功能似的，幾乎歷朝都有他們存在。沒有思想便不稱其為“隱士”，“隱士”往往都是滿腹經綸而沒有人生際遇，積極進取而看破仕途險惡的人。因此他們大多具有性格孤傲，清白自尊，與人寡合，重義輕財的特點，他們精通術數，但絕無商賈見錢眼開的銅臭心理;他們為人看命，絕不耍那套附會迎合的騙人把戲。漢代的司馬季主雖然于市中設肆賣卜，但正如賈誼所說：“吾聞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賈誼說尊官厚祿才是賢人所居，而司馬季主則慷慨陳辭：“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纖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于開操白刃劫人者也。”其對官僚的奸詐趨利，自私害人的“高賢”嘴臉，可謂鞭撻得痛快淋漓。
（三）僧道型
“僧道”類的方士，其身分則是和尚、道士，他們當中有的深諳術數，精通命理，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半瓶”水平，其主要目的只是為施主起課、抽簽，略表菩薩心腸而已。精通命學的“僧道”大師，唐代有僧一行，著名的《大衍歷》說是他發明的，上自天文地理，下至人事俗情，可以說沒有他不曉得的。宋代則有僧贊寧、僧化成、僧道洪等。北宋中期的許多重要人物，僧化成都為他們看過三命。如《東軒筆錄》記載，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時，權傾天下，但僧化成則算定“其黜免可立而待也”。蔡元長兄弟二人赴省試時，也曾上門求化成推命，“時問命者盈門，彌日方得前”。《退齋筆錄》也說，元豐中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拖了兩個月尚未批準，于是他又去找化成。化成說：“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致宰相，更復何問？”
直到現在，有頭有臉的大人物到寺院去乞求法師道長算命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的。如蔣介石北伐南昌戰役時，即曾在牛行車站附近的一小廟求過簽，而他后來回老家雪竇寺求朗清大師看八字，更為他決定重新出山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作用。至于平民百姓到寺廟道觀之中求簽燒香，起課算命，那就更是司空見慣了。在這些善男信女的心目中，“僧道”大師是遠離塵世的，既沒有士大夫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也沒有商賈之輩唯利是圖的銅臭，由他們批命是最客觀最實際的，恐怕這也正是算命術士自產生之日起就日益與佛、道僧侶融會同流的主要心理因素吧！
（四）食客型
“食客”型的方士，也是中國的一大特色。“食客”之風起于春秋戰國之際，“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則負責“養客”，養客多者達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術士同樣也是依附于某個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貴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間，為他們預卜前程，趨吉避兇，或者充當“謀士”、“軍師”。自隋唐以來，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這樣的術士，他們不僅是其家中貴客，還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會親友時也往往“預坐”其中。如《獨異志》記唐代貞元中李師古家中即有這么一位術士，一次李師古設宴招待皇甫弼、賈直言十位從事，讓他也就座，并請他給每一位來客看命。他看后說：“十日之內，俱有重禍。”果然幾位在一次宴飲中，亭子摧塌，一人當場死，其余傷。又據《續湘山野錄》，宋代蘇易簡家中也有這種“食客”，他不僅為主人推算，還為來往客人起課。明代此風就更盛了，皇帝身邊也每每有術士跟隨，制訂政策，行軍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們詢問，相命術士成了封建統治者的特殊謀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著效法，明英宗時重臣石亨的身邊就始終跟隨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術士。此類事例《明史·方伎傳》中都有記載，筆記小說等野史當中自不必說了。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這種“食客”術士，所不同的是，現在的相命活動往往跟“預測學”、“氣功”等聯系在一起了。
（五）生意型
“生意”型方士，主要是指那些掛牌經營、開肆設鋪的“日者”、“卜士”。西漢的司馬季主就是在市場中開了門面掛牌賣卜的，此后各城市之中到處都有“卜肆”可見。他們或者書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蘇州府志》），或者門上貼著“妙算先天易數，每命封金三錢”（《金瓶梅》）。宋代開封府相國寺前就有這種“卜肆”，當時還稱之為“相監”，而岳柯《史》記中都有一位算命先生還標其門曰“看命司”的。有的“卜肆”是一種店鋪、欄棚式的門面，有的則是比較固定的攤位、鋪席。他們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賣技做生意，靠給人占卜算命掙錢生活。此類相命術士基本上仍能按命理術數的格式和要求為人看命，有的人看得較準，因而名氣也很大，以至求其測算者接踵而至。然而設肆賣卜畢竟是為了營利，有些話如果按命理術數的本意說出來，那是勢必遭耳光并把客人嚇跑的。因此算命術一旦被作為營利的手段，就必然會出現曲迎附會從而偏離了命理本意的傾向，甚至為其走向“江湖”推出了第一步。
（六）江湖型
“江湖”派的方士則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特點是到處游蕩，正如《七修類稿》所說：“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挾中朝而奔走閫臺郡縣以糊口。”他們為人相命僅僅是為了賺錢，命學理論和算命方法不過是在形式上為他們所用而已，較好的“江湖術士”至多也只是使用一下算命術中的“訣”，如袁樹珊在《命理探原》跋文所說：“星命之學……積學之士不得其訣，遂厭其文：游食者流不講其文，專秘其訣。”但更多的“江湖術士”則完全是在相命術的幌子下巧言騙財，正如早在西漢時期賈誼所說：“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于己。”（《史記·日者列傳》）因此他們為人算命雖然也口中念念有詞，但那只不過是用算命術專有名詞來嚇唬人罷了，其方法的實質已經與算命術大相徑庭了。如“江湖術士”常用的“父在母先亡”一句，至少可以有四種解釋，一是母親健在父親已死，二是父親健在母親先死，三是父母都健在有可能父親先死或母親先死，四是父母都已過世而父親或母親先死了。像這樣模棱兩可，故弄玄虛，可讓人任意揣摸想象的推命用詞，正是“江湖術士”巧口曲迎的絕技。
方士的身份類型雖然不同，但是他們為推斷吉兇預卜未來這一點卻是一致的，因此命理學家經過長期的經驗總結之后，凡從事方術，要求從學問、道德、方法等各個方面有整體素質，袁樹珊《命理探原》即有所謂“星家十要”，對我們了解術士們的心理面貌很有參考價值。現將“星家十要”依次簡介如下：
（一）學問
要想成為方士的人，首先必須得學術精湛，“學術不精則信者寡，信者寡則非分之營求愈熾，而安命者愈希。”怎樣才能學問精湛呢？關鍵是要多讀書，深究其理，“不僅宜多讀星命書，凡經、史、子、集有關于星命學者，亦宜選讀。”只有廣涉博覽，才能既增學問，又益身心，“用之行道，則吉兇了然，批談不俗;用之律己，則行藏合理，人格自高。”所以袁樹珊特別重視學問，他說：“有心斯道者首當知此。”
（二）常變
方士不能刻板教條地死守命理，而應靈活辯證地看問題。祿命之說不一定都驗，一般能應驗十之七八，而不驗的原因，或是因為山川風土小異，或是由于門第世德懸殊，還有一行之善惡，一時之殃祥等，都可能改變造化和影響命運，因此星命術士若想事功圓滿，萬無一差，就必須注意這些“常變”因素，“參以人情物理，詢其山川風土，門第世德，以及生時之風雨晦明，而尤須鑒別其心術之善惡，處世之殃祥，然后定其富貴貧賤，壽夭窮通，乃可合法。”
（三）言語
方士應該善于用語言表達，或者具備雄辯之才，但不可信口開河，夸夸其談，應該忠實。雅馴、從容，切忌阿諛、卑陋、躁急，要抓住重點而又不漏細微，既表達明白而又不失繁瑣。
（四）敦品
即心術要正，品行要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人的敦品關鍵是看他的視聽言動，衣服陳設則是次要的，如能做到這些，必然信用遠孚，聲名振大。
（五）廉潔
方士要以廉潔自勵，以貪污為戒。所謂廉潔，并不是不要錢財，盡到了自己的所長，忠言相告，勸善避兇，自己就應該獲得報酬，這叫做“順取”，凡是應該得到的順取，無論數額大小，都是廉潔的;反之，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或者是偽言欺人，如此得到報酬就屬于“逆取”，凡是逆取，無論多少，都屬于貪污。所以命士應該“見利思義”、“臨財毋茍得”。
（六）勤勉
方士要因事利導，不計個人恩怨，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為政客推命，要勸勉他們忠君愛民，顯祖流芳;為司法官測算，當勉以虛心聽訟，切勿意氣用事;為武職人員論命，應勸其身先士卒，捍衛國家;為有孩子的父親推算，可勸其教養兼施。此外，還要勸富貴者學寬，勸聰明者學厚，勸農者力田，勸工者精藝，勸商者誠信。這些都是星家應盡的天職，不可不知。
（七）警勵
要鼓勵世人懂得生活。即生活為萬事之根本，人無生活則不能仰事父母，撫養妻子，甚至連生命也不保。所以遇到窮困潦倒失業之人，一定要鼓勵他們棄大就小，自營生活，讓他們知道先哲格言：“求人不如求己”，“能屈始可能伸”。
（八）治生
方士要先明白管子說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以及孟子說的“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的道理，勸人得意時不可揮霍，要多置恒產，勸紈绔子弟保守舊業，以免破敗。這些都是方士必要的議論。
（九）濟貧
方士要懂得言論關系的重要，為貧困難堪之人看命，雖然其一生真無好運，也不可直言說明，這樣說斷絕了他的希望。應該婉言勸他：“大富由命，小康由勤，君能勤勉職業，節省消費，他日又得某運以補助之，不難發達。”這樣做并不是虛偽阿諛，只有這樣才能保全其性命。對這種人也不可索要錢財謝金，星家不能直接出金錢，出點智識濟貧也是應該的。
（十）節義
方士為人推斷家庭、婚嫁之事，應勸人“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以及先哲所戒“富不易妻”等等，務使琴瑟調和，成人之美。對于納妾生子、孀婦改嫁，也要根據其生活情況和子息情況具體論斷。總之維持風化，也是星家應盡的天職。
以上十點，都是對方士素質提出的具體要求，可以說它包含了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個合格的方士的各個方面。其用心之忠厚，用意之善良，普通凡人亦會為之感動。然而這畢竟只是對術士所寄予的期望而已，真正能夠做到這些的恐怕并不容易，惟其有了自勉的座右銘這一點，故當充分肯定。至于其中的某些觀點，如要求政客“忠君”，勸導有子的寡婦“茹苦含辛，撫孤守節”之類，其封建意識之濃似已不必置詞。
算命術士雖然有“星家十要”的標準約束，但因他們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從而呈現出千差萬別的生活遭遇。有些“隱士”型的方士大師，在他們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飛黃騰達的人生際遇，然而他們卻對權力和金錢看得很淡，始終過著一種超然物外的逍遙生活。如前面介紹過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這樣一位耿介灑脫的命學先生。他“酒嗜落魄，與人寡合，順其意者即與推算，醉筆如飛，略不構思，頃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極驗，時皆以為異人”。又據《金華府志》記載，元末明初也有這樣一位方士，名叫劉日新，朱元璋未當皇帝時曾經召他來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當“極富極貴”，身邊幾位將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來登基當了皇帝，特召劉日新來，問他是否想當官，他說不想，又問他要多少錢財，他也說不要。朱元璋見他富、貴全不要，便問他要什么，劉日新說，我只想得到一個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為憑據，題詩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橫行天下走。”署了名，識上御寶，劉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滿意足了。
有“退隱”的方士，也有“進取”的星家。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北宋時有一位方士叫種放，隱居終南山豹林谷，他去見術士大師陳摶時說：“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學頗有名氣，真宗召見他，他還是去了，而且當上了諫議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職。像這種扭扭捏捏的“隱逸”術士，多少還掩蓋一下內心深處追求入仕“進取”心理，而那些游說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間的“食客”、“謀士”類型的命學術士們，則就明顯“凡心未凈”，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著“式微式微，胡不歸”的小調，擺出一副棄官歸隱，不屑仕途的架勢，眼睛卻始終盯著烏紗帽，終日盤算著如何走“終南捷徑”一樣。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進取，方士則以“術”謀發達，可謂目標一致，殊途同歸。“文”顯了，自然有人賞識提擢，“術”精了，也同樣有人抬舉推崇。相比之下，方士還有其便利之處，因為以術士身份周游于權貴之間，顯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況命學之士還可以仰仗主顧的發跡而發跡，即他們一旦瞄準一些有暴發可能的“潛龍臥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虛地斷言他們“貴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約下“他日富貴，切勿相忘”的許諾，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龍附鳳”、“沾光沾福”。
翻開史書，通過相命途徑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實不可勝數。上面所說的術士韋叟，宋武帝劉裕經他相命后即許下“若中，當為司馬”的諾言，劉裕當上皇帝后，韋叟果真找上門來說：“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愿得領軍佐足矣。”所謂“君無戲言”，宋武帝哪里好賴賬，只好如約封了他的官。北齊時的魏寧，也是“以善推祿命征為館客”的。此類例證，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躋進仕途的機會就沒有那么多了，但是他們一生中卻追求著一個“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說》記載：“予嘗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民。”又如當時有位術士名叫費孝先，《毗陵集》說他“名聞天下，王公大人不遠千里，皆以金錢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開封府相國寺，起課算命最是集中之處，有位方士公開張榜，“一封萬錢”（《耆舊續聞》卷七）。還有一四川方士也在這里課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議命。”（《貴耳集》卷中）歷朝歷代，靠起課算命發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飾衣著方面也都別具一番講究，好像一眼就能認出來他們是干“術數”這一行的。史稱他們大都“皆具衣冠”，服飾素雅，陳設精致，接人待物，文質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說中往往都有術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寫術士吳神仙時說：“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黃絲雙穗絳，手執龜殼扇子，自外飄然進來。”雖然“星家十要”強調“當以視聽言動為本，衣服陳設為末”，但是畢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別是算命起課，術士的氣質、形象可能會對主顧直接產生心理影響，所以一般的星命術士對自己的“行頭”也就不得不講究一番了。
還有一些方士或是因為際遇不佳，或是由于術數不精，終生窮困潦倒，甚至因言語不慎而未得善終。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來了兩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說一位先生可官到極品，另一位先生命當觸刑棄市。后者一聽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給殺了，而他自己確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們常說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還有一位最終貧困的命士。據《東齋記事》卷三記載，這位命士在開封府相國寺前設“卜肆”起課，有一天，四位青年舉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驚叫：“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這四人后來真的都成了宰相，可當時他們卻認為這位命士，是阿諛奉承，“相顧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從此“聲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問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這位命士，甚至想為他立傳的時候，為時已晚，命士早已“窮餓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jun)王，有的窮困餓死，但(dan)是術士自(zi)身的命運，亦(yi)足以(yi)令人嘆息了參考資料：方士的歷(li)史//www.cndz365.cn/nzt/his/fangshidelishi/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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