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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寇準怎樣進入朝廷

書香門第
寇準先世曾居太原太谷昌平鄉，后移居馮詡，最后遷至華州下邦。寇準出身于名門望族，其遠祖蘇岔生曾在西周武王時任司寇，因屢建大功，賜以官職為姓。父親寇湘于后晉開運年間考中進士甲科，后應詔任魏王記室參軍，因屢建功勛，被封為國公，追贈官職至太師尚書令。寇準天資聰明，又勤奮好學，十四歲時已經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篇。十五歲時就能精習《春秋》。[1]
步入仕途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19歲的寇準考中進士。宋太宗選取進士，往往到殿前的平臺親自看望提問，年紀輕的人往往不予錄用。有人教寇準增報年齡，寇準說：“我剛剛準備要踏上仕途，怎么可以欺騙陛下呢？”后來考取了，被授官大理評事，被派往歸州巴東任知縣，任滿改任成安知縣。以后他又先后升任鹽鐵判官、尚書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等官。
端拱二年（989年），寇準曾奏事殿中，大膽進諫。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聽不進去，生氣地離開了龍座，轉要回內宮。寇準卻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勸他重新落座，聽他把話講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贊賞寇準，高興地說：“我得到寇準，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樣。”[2]
寇準[3]
寇準在宋太宗朝群臣中，以剛直足智著名。淳化初年，北宋朝廷處理了兩樁受賄案。情節嚴重的王淮，贓錢以千萬計，僅被撤職仗責，不久又恢復了原職；而情節較輕的祖吉，卻被處以死刑。寇準知道這是王淮的哥哥、參知政事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
淳化二年（991年）春天發生了一次大旱災，宋太宗召集近臣詢問時政得失。群臣多認為是天數所致，寇準則說：“《洪范》里說，天和人的關系，相互應和就像影子和回聲，大旱是因為刑罰有不公平的地方。”宋太宗很生氣，起身回到宮中。過了一會兒，召寇準詢問刑罰不公平的情況，寇準說：“希望把二府的官員召來，我就說。”皇上下令召二府的官員來，寇準就說：“不久前祖吉和王淮都觸犯法律接受賄賂，祖吉受賄較少卻被殺頭，王淮因為是參政王沔的弟弟，收受錢財千萬，只受杖刑，仍官復原職，這不是不公平是什么？”宋太宗把這件事問王沔，王沔叩頭謝罪，于是宋太宗嚴厲批評了王沔，并且知道寇準可用。當即任命寇準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任同知院事，開始直接參預北宋朝廷的軍國大事。[4]
寇準在樞密院與知院張遜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一天，寇準與與溫仲舒一起外出，在路上碰到一個瘋子迎著他的馬喊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張遜向來交好，張遜就嗾使他把這件事稟告宋太宗。寇準引溫仲舒作證，張遜讓王賓單獨上奏，言辭很嚴厲，并且互相指責對方的短處。宋太宗很生氣，貶謫了張遜，寇準也被免官任青州知府。
但這時宋太宗已離不開寇準了，寇準去青州后，宋太宗悶悶不樂，經常詢問有關寇準在青州的情況。第二年，寇準就被召回京師，拜為參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給事中。[5]
勸帝立儲
當時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儲。這件事也一直是令宋太宗頭疼的事情。因為宋太祖駕崩后，其子德昭未能繼位，宋太宗以皇弟身分踐祚，并且宋太祖之死還有“燭影斧聲”之謎，也就是說宋太宗有殺兄奪位之嫌。因此宋太宗傳位，就面臨兩個選擇：立自己的兒子，還是立太祖的兒子。當時一般大臣都諱言立儲一事。大臣馮拯曾上疏請立皇儲，被太宗貶到嶺南。從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議論此事。
寇準剛從青州還朝，入見宋太宗。宋太宗當時正患足疾，讓寇準看過傷情后，深情地問道：“你怎么現在才回京？”宋太宗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接著宋太宗便向寇準問起應立誰為皇太子。寇準已猜到宋太宗這次召見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沒有直接回答宋太宗的問題。
寇準塑像
寇準說：“為天下選擇國君，不能與后妃、中官（宦官）商量，也不能與近臣謀劃；應選擇眾望所歸者立為太子。”宋太宗低頭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輕聲問道：“襄王怎么樣？”寇準心中暗喜，便順水推舟地說：“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認為襄王可以，就請決定吧。”第二天，宋太宗便宣布襄王趙恒為開封尹，改封壽王，后立為皇太子。
宋太宗與太子拜謁祖廟回來，京城的人們擁擠在道路兩旁喜氣洋洋，爭著看皇太子。這時人群中有人喊了聲“少年天子”。宋太宗聽后很不高興，問寇準：“人心歸向太子將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準連連拜賀說：“陛下選擇的皇儲深得人心，這是國家的福氣。”宋太宗恍然大悟，賞寇準對飲，大醉而罷。此后宋太宗更加依重寇準。有人給宋太宗獻了個寶物：一通天犀，宋太宗令人加工成兩條犀帶，一條自用，另一條賜給了寇準。[6]
澶淵退敵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駕崩，太子趙恒繼位，即宋真宗，寇準任尚書工部侍郎，宋真宗很早就想讓寇準做宰相，（只是）擔心他性格剛直，難于獨自擔任。
遼國乘宋主新立，更加頻繁地騷擾邊境。
咸平二年（999年），遼軍大敗宋軍于高陽關，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還。
咸平六年（1003年），遼軍再侵高陽關，宋軍副都部署王繼忠又被俘降遼。這兩次戰爭極大地震驚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邊境告急文書頻傳，說遼軍又要大規模入侵了。這年六月，參知政事畢士安向宋真宗推薦寇準為相。畢士安說：“寇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志身殉國，秉道嫉邪。眼下北強入侵，只有寇準可以御敵保國。”八月，寇準與畢士安同日拜相。
景德元年（1004年），寇準以集賢殿大學士的官職排在畢士安（參知政事）之下。
九月，遼圣宗耶律隆緒和他的母親蕭太后，率20萬大軍，從幽州出發，浩浩蕩蕩，向南推進。遼軍由威虜軍攻定州，被宋兵阻擊，便把兵鋒轉向東南。當遼軍南下。“急書一夕五至”的時候，北宋統治集團的上層人物大多驚惶恐懼。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主張遷都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是四川人，提議遷都成都。他們主張用躲避遼國的辦法，應付遼國的入侵。宋真宗本來就無心抗敵，更表現得惶恐不安。只有寇準與畢士安堅決主張抵抗，當宋真宗問他們的意見時，王欽若、陳堯叟二人正好在場。寇準心里明白，遷都之議就是他們提出的，但他卻假裝不知，對宋真宗說：“誰是替陛下籌劃這個計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殺頭。現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將和文臣都很團結，如果您親自領兵出征，敵人自然而然就會逃跑。不這樣，那就出奇兵打亂敵人的計劃，堅守陣地消磨敵人的士氣，使敵人困乏疲憊。從疲勞和安逸的敵我形勢來看，我們有必勝的把握。為什么要拋棄太廟太社，到楚、蜀這樣邊遠的地方去呢？問題在于人心崩潰了，敵人乘勢而入，天下還能夠保住嗎？”
寇準的意見終于阻止了妥協派逃跑避敵的主張。為了消除王欽若對宋真宗的影響，寇準把他從宋真宗身邊調到天雄軍前線去防遼兵。[7]
寇準派探子到前線偵察情況，根據對敵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敵方略。他指出
寇凖西安石刻像[8]
：“目前敵人已至深州、祁州以東，我方大軍在定州及威虜等地，東路別無駐軍。應一面調天雄軍步騎萬人，駐守貝州，派孫全照指揮，遇敵掩殺；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敵后，襲擊敵人據點，兼以報告敵情。這樣就可以振奮軍威，安定人心，打亂敵人的軍事部署，并可與刑州和沼州的軍事據點構成犄角之勢，以便攻守。萬一敵騎南下攻人貝州，即應增援定州，向東北進攻，牽制敵人后方，使敵兵不敢縱深作戰。”同時寇準特別強調指出：為了鼓舞士氣，爭取更大的勝利，宋真宗必須渡過黃河，親臨前線。
寇準一方面同妥協派斗爭，一方面積極備戰。他派人到河北把農民中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加以訓練，發展民兵隊伍，并規定：河北民兵殺敵，所在官軍應給以聲援；民兵中有殺敵立功者，同樣給予獎賞。寇準還派人攜帶錢物慰勞河北駐軍，并出銀30萬兩交給河北轉運使，用來收購軍糧，充實軍資。
十月，遼兵攻下祁州，向東南推進，經貝州，直撲澶州城下。這樣一來，不僅河北大片領土陷入敵手，而且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敵騎威脅之下。事實擺在面前，只有堅決抗敵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準的督促下終于決定親征。但統治集團內部仍然有不少人對抗敵沒有信心，甚至當時的宰相畢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現對大臣不祥為借口，不愿隨駕北征，并對寇準促使宋真宗親征說三道四。
在寇準的督促下，宋真宗讓雍王留守京師，自己起駕北上。當車駕緩慢行至韋城時，遼軍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從前方飛來。臣僚中又有人勸真宗到金陵躲避敵鋒，于是真宗又動搖起來。寇準十分懂得把握軍心民心和“取威決勝”的軍事法則。他提醒真宗在大敵壓境，四方危機的情況下，只可進尺、不可退寸。三寇準明確指出，進則士氣備增，退則萬眾瓦解。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支持寇準的意見。宋真宗車駕終于北行到達澶州。北宋時，黃河還是從澶州流過的，將澶州城一分為二。
遼軍已抵北城附近，宋真宗不敢過河，只愿駐扎在南城。寇準力請渡河，真宗猶豫不決。寇準對高瓊說：“太尉承蒙國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報答嗎？”高瓊說：“我是軍人，愿以死殉國。”于是寇準與高瓊商議了一番，便一同去見宋真宗。寇準對宋真宗說：“陛下如果認為我剛才的話不足憑信，可以問問高瓊。”沒等真宗開口，高瓊便說：“寇準的話不無道理。隨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師，他們不會愿意拋棄家中老小隨您遷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著高瓊便請宋真宗立即動身渡河。樞密院事馮拯在一旁呵責高瓊對宋真宗魯莽。高瓊憤怒地駁斥道：“你馮拯只因為會寫文章，官做到兩府大臣。眼下敵兵向我挑釁，我勸皇上出征，你卻責備我無禮。你有本事，為何不寫一首詩使敵人撤退呢？”高瓊命令衛士把真宗的車駕轉向北城行進。渡過浮橋時高瓊簡直是在驅趕衛士前進。當真的黃龍旗在澶州北城樓上一出現，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歡聲雷動，氣勢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視后，仍回南城行宮，把寇準留在北城，負責指揮作戰。宋真宗幾次派人探視寇準的舉動。寇準與知制誥楊億在城樓上喝酒下棋，十分鎮定。寇準胸有成竹，使宋真宗不再恐慌。[9]
自從遼國大舉入侵之后，各地軍民英勇抗敵。遼軍雖然號稱20萬，卻是孤軍深入，供給線長，糧草不繼。十月以后，遼國軍隊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尤其是真宗親臨北城時，遼軍先鋒蕭撻覽在澶州城下被宋將李繼隆部將張環用精銳的床子弩射殺，極大地動搖了契丹軍心。因此遼國太后蕭綽及大丞相耶律隆運估計在戰場上撈不到什么便宜，便轉而向北宋議和，企圖從談判桌上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好處。
宋真宗本來就沒有抗敵的決心。差不多在他離京親征的同時，宋朝的議和使節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軍營。曹利用當時是一個職位很低的官員。在遼宋對壘的過程中，曹利用總是往來于兩軍之間。遼圣宗和蕭太后也通過前一年望都之戰中俘虜的宋將王繼忠和曹利用聯系。契丹提出的議和條件是要宋“歸還”后周世宗北伐奪得的“關南之地”。宋方的條件是，只要遼國退兵可以每年給遼一些銀、絹，但不答應領土要求。談判在兩軍對峙中進行。最后終于按宋方的條件達成了協議，剩下的問題就是每年給遼銀絹的數量。曹利用臨行前請示宋真宗，真宗說：“必不得已，一百萬也可。”曹利用從真宗的行宮一出來就被一直守候在門外的寇準叫住。寇準叮嚀他說：“雖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應所給銀絹不得超過30萬。否則，你就不必再來見我，那時我要砍你的頭！”
寇準始終反對議和，主張乘勢出兵、收復失地。主戰派將領寧邊軍都部署楊之，以奪取幽燕數州。但由于真宗傾心于議和，致使妥協派氣焰囂張。他們攻擊寇準擁兵自重，甚至說他圖謀不軌。寇準在這班人的毀謗下，被迫放棄了主戰的主張。于是，在妥協派的策劃下，于同年十二月，宋遼雙方訂立了和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10]
蒙冤遭貶
澶淵之盟固然值得稱道，在這次戰爭中，宋軍也給遼軍以有力的反擊，使遼朝統治者認識到宋軍和中原地區的人民是不可輕侮的。從此以后，契丹就不敢發動大規模的入侵。澶淵之盟后，宋遼邊境干戈寧息，貿易繁榮，人民生活安定。從積極抗敵到澶淵之盟，寇準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是有功之臣卻由此招來不測之禍。寇準對北宋王朝功重如山，宋真宗對寇準十分敬重，引起妥協派官僚的嫉恨。
王欽若這個曾被寇準斥之為“罪可斬首”的妥協派首領，對寇準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東宮，王欽若就開始對寇準施展陰謀。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機對真宗說：“陛下敬重寇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宋真宗點頭肯定。王欽若說：“我想不到陛下竟有這樣的看法。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反而說寇準有功。”宋真宗一愣，問他原故。王欽若說：“《春秋》—書都把城下之盟當作一種恥辱。澶淵之盟實際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為恥嗎？”王欽若見宋真宗不高興，接著說：“陛下聽說過吧。那些賭徒在錢快要輸完時，就盡其所有押了上去，輸贏在此一著，這就叫‘孤注一擲’。陛下在澶州時不過是寇準的‘孤注’罷了，真是危險啊！”從此，宋真宗對寇準就冷淡起來。[11]
寇準做宰相，選拔人才不講門第，喜歡進用出身貧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臺是專門批評朝政得失的機構，每當御史臺官員有缺額時，他就讓平時具有批評精神的人去擔任。這樣一來，他就更成為王欽若等人的眼中釘。在王欽若一伙的攻擊下，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準被免去相職，到陜州去做知州。
寇準離開東京，在河南、陜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丁謂與王欽若都是一個善于奉迎之人，為了博得宋真宗的歡心與信任，他們大搞迷信活動，以偽造所謂“天書”、編造祥異等事。粉飾太平、迷惑視聽。宋真宗晚年臥病不起，越發迷信和糊涂，對于王欽若與丁謂，簡直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12]
天禧三年（1019年），形勢發生了變化。丁謂主動邀請寇準回朝再當宰相。丁謂此舉別有一番用心。當時，無論從資歷是從聲望上講，丁謂實在不夠宰相的資格，因而他以參知政事的名義請寇準回朝為相，以便假借寇準的資望為自己的權勢服務。這一點，局外人是清楚的。寇準的一個門生就曾十分懇切地對寇準說，稱病不去為上策，而“再入中書”當宰相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準不聽勸阻，終于在六月間赴京上任了。[13]
丁謂對寇準先后施展了兩套陰謀。起初他一心想把寇準拉為同黨。在一次宴會上，寇準的胡須沾了些菜湯，丁謂馬上起身為寇準擦須。寇準不但不領情，反而十分惱火，當場訓斥丁謂有失大臣之體。丁謂惱羞成怒，發誓要報復寇準。
寇準題跋像[14]
宋真宗得風濕病后，劉皇后參預朝政，凡事皆問丁謂。丁謂誤國，寇準、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議應選擇正大光明的大臣來輔佐太子監國。寇準還特別指出：“丁謂、錢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輔佐少主。”其實是在反對劉皇后預政，反對丁謂專權。病中的宋真宗也意識到丁謂專權的嚴重局勢，批準了寇準等人的上奏。寇準讓知制誥楊億秘密起草太子監國的詔旨，并且準備與楊億一起輔政。
劉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勢犯法，宋真宗為了劉皇后的面子，下詔赦免。寇準堅決反對，認為必須按國法處置。為這件事，劉皇后與寇準結下怨仇。不料，寇準與楊億密謀由太子監國一事被楊億的妻弟張演酒后泄漏，劉皇后先下手為強，罷寇準為太子太傅，封為萊國公。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和丁謂有私怨的太監周懷政聯絡同黨，企圖發動政變，斬殺丁謂，復相寇準，尊宋真宗為太上皇，擁立皇太子即位。這件事被客省使楊崇勛出賣。丁謂連夜化裝乘牛車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對策。丁謂、曹利用派兵包圍了周懷政的住處。周懷政被俘后自殺。丁謂想乘機干脆把寇準置于死地，就誣告寇準參與密謀。寇準雖沒被問成死罪，卻再次罷相，被逐出京城。[13]
客死雷州
寇準遭貶，據說是丁謂等背著宋真宗干的。據《宋史·寇準傳》記載，寇準被貶，真宗臥病不知，問左右的人為什么多日沒見寇準，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實情。寇準離開京城那天，大臣們由于害怕丁謂，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義”為寇準餞行。參知政事李迪十分憤懣，公然宣布自己與丁謂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擊打丁謂。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丁謂之奸邪，力訴寇準之蒙冤。
寇準塑像[15]
寇準再次罷相后，丁謂當了宰相，將寇準一貶再貶。
乾興元年（1022年），含冤負屈離開道州而向南部海濱雷州赴任。到任后，連個像樣的住房也沒有，但當地官員、百姓素來仰慕寇準的為人，主動替他蓋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數政務外，主要是讀經釋書，閑暇時寫字、會友，每逢客至，則笑臉相迎，毫無權貴大官的樣子。
在雷州時，指導當地居民學習中州音；傳授農業技術、興修水利，開渠引水灌溉良田；向群眾解說天文地理，力避邪說；同時還修建真武堂，收徒習文學藝，傳播中原文化，對雷州文明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天圣元年（1023年），寇準在雷州任所憂病交加，臥倒在床。此時，他以《病中詩》為題，賦詩一首：“多病將經年，逢迎故不能。書惟看藥錄，客只待醫僧。壯志銷如雪，幽懷冷似冰。郡齋風雨后，無睡對青燈。”
天圣元年（1023年）九月，寇準病故于雷州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歸葬故里，仁宗準奏。但因所撥費用有限，靈柩運至中途，錢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陽鞏縣。[16] 　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宋仁宗為他昭雪，歸葬下邽。敕令恢復寇準太子太傅、萊國公，贈中書令，謚號“忠愍”。
皇祐元年（1049年），宋仁宗又令翰林學士孫抃為寇準撰寫了《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并親筆為碑首篆書了“旌忠”二字。[17-18]
2軼事典故編輯
一語成讖
寇準年輕時曾寫詩“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一語成讖，最后卒于東南門至海岸只有十里遠的雷州，遠離家鄉萬里。[19]
無樓臺相公
處士魏野與寇準交好，他作詩稱贊寇準：“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無樓臺相公”的美號就這樣叫開了。據說寇準初執掌相府的時候，生活還是很奢侈的，那么后來為什么會變成“無樓臺相公”呢？故事是這樣的——寇準平時喜歡聽歌，酒余茶后經常叫一些歌女唱歌排憂解悶。有一次，一個妙齡歌女來相府清唱，寇準見她面目姣好，聽她歌聲圓潤，一時興起，就賞她一匹綾緞。想不到歌女還嫌賞賜少，一臉的不高興。
寇準罷宴[15]
當時寇準身邊有一個出身寒門的侍妾，名叫蒨桃，她見到這個情形很氣憤，事后就寫了一首小詩《呈寇公》：“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寇準讀了蒨桃的詩，很是感動。默默想道：蒨桃詩說的對，這一匹一匹的綾緞，都來之不易，隨心所欲揮霍是不應該的，就堅決改了，從此以后一直保持勤儉樸素的美德。
寇竹渡
據說雷州人民護送寇準靈樞北上，至雷州一渡口時，突然狂風大作，驟雨滂沱，大家無法北上，只好停下來，為了防止棺木被雨水沖走，大家就在靈柩前插上枯竹。第二天，等到雨過天晴的時候，護棺之竹竟然長出新芽。后人為了悼念這位賢相，遂把此渡命名為“寇竹渡”，至今地名尚存。
關帝靈簽第八十一簽就是“寇公任雷陽”，這是寇準在雷州任職的典故。此簽的意思是被人欺凌，暫時耐守，自可昭雪。宋仁宗為寇準平反后，雷州人民“悼其屈，而哀其忠”，把寇準的住所改為寇公祠。如今的寇公祠內，仍陳列著皇帝因寇準而下的一道道詔制。[18]
3歷史評價編輯
《宋史》：呂端諫秦王居留，表表已見大器，與寇準同相而常讓之，留李繼遷之母不誅。真宗之立，閉王繼恩于室，以折李后異謀，而定大計；既立，猶請去簾，升殿審視，然后下拜，太宗謂之"大事不糊涂"者，知臣莫過君矣。宰相不和，不足以定大計。畢士安薦寇準，又為之辨誣。契丹大舉而入，合辭以勸真宗，遂幸澶淵，終卻鉅敵。及議歲幣，因請重賄，要其久盟；由是西夏失牽制之謀，隨亦內附。景德、咸平以來，天下乂安，二相協和之所致也。準于太宗朝論建太子，謂神器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此三言者，可為萬世龜鑒。澶淵之幸，力沮眾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于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啟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勛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豈不信哉！[20]
趙光義：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20]
趙恒：準剛忿如昔。[20]
呂端：準性剛自任。[20]
畢士安：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王旦：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準乃為己任，此其短也。[20]
張詠：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20]
魏野：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21]
范仲淹：寇萊公澶淵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22]
王安石：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23]
司馬光：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24]
張耒：自是乾坤扶圣主，可能功業盡萊公。[25]
田況：寇準在相位，以純亮得天下之心。丁謂作相，專邪黷貨，為天下所憤。民間歌之曰：“欲時之好，呼寇老；欲世之寧，當去丁。”及相繼貶斥，民間多圖二人形貌對張于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雖輕訬頑冥少年無賴者，亦皆口陳手指，頌寇而詬丁，若己之恩讎者，況耆舊有識者哉！[26]
陳瓘：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寇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虜、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敏擊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嵐岢軍，則賈宗走之；寇瀛州，則李延渥敗之；攻天雄，則孫全照卻之；抵澶州，則李繼隆御之。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真宗故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寇準之功不在于主親征之說，而在于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禍，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韃覽，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敵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敵也，遂使靖康坐視敵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敵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敵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敵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22]
王十朋：昔在景德初，胡虜犯中原。朝廷用萊公，決策幸澶淵。高瓊雖武夫，能發忠義言。詠詩退虜騎，用丑樞相顏。鑾輿至北城，斷橋示不還。一箭斃撻覽，夜半卻腥膻。至仁不忍殺，和好垂百年。偉哉澶淵功，天子能用賢。[27]
魏瀚：雷陽何以有此老？宋室未知有幾人！濟海舟航橫野渡，謫居池地動星辰。南來為問崖州戶，曾似丞嘗廟貌新。
戴嘉猷：萬古忠魂依海角，當年枯竹到雷陽。[28]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于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29]
王夫之：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欽若避寇之策，力勸真宗渡河決戰，而日與楊大年飲博歌呼于帳中。故王欽若之譖之曰：“準以陛下為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御契丹于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追契丹于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于虜；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飲謔自如，曾無戒懼，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于一擲乎？則欽若之譖，宜其行矣。[30]
湯鵬：劉(liu)義康不見淮南厲王事，是以獲罪；寇準不讀《霍光傳》，其(qi)功不終：短其(qi)術(shu)而陋(lou)者(zhe)也。[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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