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手上却总没几个零花钱呢？全家的银行是个鸡屁股与自家喂养的猪，老乡亲们吃饱了饭又想着需要有些余钱。”

大伯也说“早些年我家每人分了十五斤小麦，再加上为孩子生满月代了一回客。剩下的麦子只够给小孩子喝点面条了。”别人喝了口酒也跟着说说“国家支援农村喂猪，让每家养猪交任务猪。允许生产队留下一猪饮料地。我们不动集体队里的集体地，让社员们把荒地分成成猪饲料地，每家分上二分地，种什么怎么种，我们不用管，收成是自家的，这样也许没有那么多的饥荒。”

大伯可能喝醉了，讲话是东一句西一句，前后都不贯通，一下前一下后，只要是大脑里存在的记忆，他都想把它说出来。

于是听得我们稀里糊涂，有时候也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他的事还是别人的事。

有人吃口花生米问他“这三只鸡是社会主义的，怎么四只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人搔着头皮干笑着“反正是上面是这样要求的，多了要犯错误哩。割尾巴哩。生产小队可以弄点事业来分红。就如生产大队的专业队榨油作坊一样。”

大伯深思了会，抽了口烟，也就是七分钱的红灯笼牌香烟，悠悠地吐了个眼圈试探地问“我们木工组用工余时间在晚上扎些生产队用的耙子，悄悄地卖给生产队里，行吗？”继绅神秘地看着继林继品，二人点头。继绅沉吟而尽“你悄悄地来弄，我们不要声张。等到賺钱后我们来喝酒。就这样好了。”三人听着只点头。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斜月西沉，鸡半夜打鸣，巷子深处的狗吠形吠声地叫了一两声。酒喝了两瓶，众人皆有醉意而我独醒。妈妈却有些困倦，倚西风灯光摇曳着。妈妈说“酒喝足了不？我给你们下碗面吗？”众人酒意阑珊，纷纷告辞回家休息。

不过，大伯确实是去过抗美援朝的，也是得过勋章的，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因为大伯只要喝醉了或者跟陌生人聊天总会说这一件事。

后来村上搞规划，需要提一些人为干部，大伯又四处游说硬是因为抗美援朝这件事当了村官。

高兴之余摆了几桌，招待了村上所有的人，大伯说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份自已心中的荣誉感，我必须为党为民做一切事情。